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但是現在的我還沒有辦法完全抓到他想表達的意思，只能若有似無的微笑，不過那又如何，不妨一起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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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米蘭．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本文為昆德拉在典禮中講詞摘錄。
以色列將其最重要的獎項保留給世界文學，絕非偶然，而是傳統使然。
那些偉大的猶太先人，長期流亡在外，他們所著眼的歐洲也因而是超越國界的。
對他們而言，『歐洲』的意義不在於疆域，而在於文化。
盡管歐洲的凶蠻暴行曾叫猶太人傷心絕望，但是他們對歐洲文化的信念始終如一。
所以我說，以色列這塊小小的土地，這個失而復得的家園，纔是歐洲真正的心臟。
這是個奇異的心臟，長在母體之外。
今天我來領這個以耶路撒冷命名，以偉大猶太精神為依歸的獎項，
心中充滿了異樣的激動。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領獎的。不是『作家』。
法國文豪福樓拜曾經說過，小說家的任務就是力求從作品後面消失。他不能當公眾人物。
然而，在我們這個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時代，往往相反，
作品消失在小說家的形象背後了。固然，今天無人能夠徹底避免曝光，
福樓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適時的警告：如果一個小說家想成為公眾人物，
受害的終歸是他的作品。這些小說，人們充其量只能當是他的行動、宣言、政見的附庸。
小說家不是代言人。嚴格說來，他甚至不應為自己的信念說話。
當托爾斯泰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他心中的安娜是個極不可愛的女人，
她的淒慘下場似乎是罪有應得。這當然跟我們看到的定稿大相徑庭。
這當中並非托氏的道德觀念有所改變，而是他聽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種聲音。
我姑且稱之為『小說的智慧』。
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超自然的聲音。
因此，偉大的小說裡蘊藏的智慧總比它的創作者多。
認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這『小說的智慧』究竟從而來？所謂『小說』又是怎麼回事？
我很喜歡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這句諺語帶給我靈感，
我常想像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聽到上帝的笑聲，
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呱呱墜地了。小說藝術就是上帝笑聲的回響。
為什麼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呢？因為人們愈思索，真理離他愈遠。
人們愈思索，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樣。
當人們從中世紀邁入現代社會的門檻，他終於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訶德左思右想，
他的僕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們不但末曾看透世界，連自身都無法看清。
歐洲最早期的小說家卻看到了人類的新處境，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藝術，
那就是小說藝術。
十六世紀法國修士、醫師兼小說家拉伯雷替法語創造了不少新詞匯，一直沿用至今。
可惜有一字被人們遺忘了。這就是源出希臘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
毫無幽默感人。拉伯雷對這些人即厭惡又懼怕。他們的迫害，幾乎使他放棄寫作。
小說家跟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無妥協餘地。因為他們從末聽過上帝的笑聲，
自認掌握絕對真理，根正苗壯，又認為人人都得『統一思想』。
然而，『個人』之所以有別於『人人』，
正因為他窺破了『絕對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話。小說是個人發揮想象的樂園。
那裡沒有人擁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權利。
在過去四百年間，西歐個性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就是以小說藝術為先導。
巴汝奇是歐洲第一位偉大小說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傳》的主角。
在這部小說的第三卷裡，巴汝奇最大的困擾是：到底要不要結婚？
他四出雲游，遍尋良醫、預言家、教授、詩人、哲人，
這些專家們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亞裡士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
可惜盡管窮經皜首，到頭來巴汝奇形怪狀還是決定不了應否結婚。
我們這些讀者也下不了結論。當然到最後，我們已經從所有不同的角度，
衡量過主人翁這個即滑稽又嚴肅的處境了。
拉伯雷這一番旁徵博引，與笛卡兒式的論證雖然同樣偉大，性質卻不盡相同。
小說的母體雖窮理盡性，而是幽默。
歐洲歷史最大的失敗之一就是它對於小說藝術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識，
及其獨立發展的傳統，一無所知。小說藝術其實正代表了歐洲的藝術精神。
這門受上帝笑聲啟發而誕生的藝術，並不負有宣傳、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
它像佩內洛碧（Penelope）那樣，每晚都把神學家、哲學家精心紡織的花毯拆骨揚線。
近年來，指責十八世紀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我們常常聽到這類老生常談：「俄國極權主義的惡果是西歐種植的，
尤其是啟蒙運動的無神論理性主義，及理性萬能的信念。」
我不夠資格跟指責伏爾泰得為蘇聯集中營負責的人爭辯。但是我完全有資格說：
十八世紀不僅僅是屬於盧梭、伏爾泰、霍爾巴哈的，
它也屬於（甚至可能是全部）費爾丁、斯特恩、歌德和勒盧的。
十八世紀的小說之中，我最喜歡勞倫斯·斯特恩的作品《項迪傳》。
這是一部奇特的小說。斯特恩在小說的開端，描述主人翁開始在母體裡騷動那一夜。
走筆之際，斯特恩突來靈感，使他想起另外一個故事。
隨後上百篇幅裡，小說的主角居然被遺忘了。這種寫作技巧看起來好象是在耍花槍。
作為一種藝術，技巧決不僅僅在於耍花槍。無論有意還是無意，
每一部小說都要回答這個問題：『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麼？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時代的費爾丁認為答案在於行動和大結局。斯特恩的小說答案卻完全不同：
答案不在行動和大結局，而是行動的阻滯中斷。
因此，也許可以說，小說跟哲學有過間接但重要的對話。
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不就奠定於萊布尼茲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當時的科學界基於這樣的理念，積極去尋求每樣事物存在的理由。
他們認為：凡物都可計算和解釋。人要生存得有價值，就得棄絕一切沒有理性的行為。
所為的傳記都是這麼寫的：生活總是充滿了起因和後果，成功與失敗。
人類焦慮地看著這連鎖反應急劇地奔向死亡的終點。
斯特恩的小說矯正了這種連瑣反應的方程式。
他並不從行為因果著眼，而是從行為的終點著手。在因果之間的橋梁斷裂時，
他優哉游哉地雲游尋找。
看斯特恩的小說，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離題萬丈的枝節上去尋找。
這些東西都是無法計算的，毫無道理可言。跟萊布尼茲大異其趣。
評價一個時代精神不能光從思想和理論概念著手，必須考慮到那個時代的藝術，
特別是小說藝術。十九世紀蒸汽機問世時，黑格爾堅信他已經掌握了世界歷史的精神。
但是福樓拜卻在大談人類的愚昧。我認為那是十九世紀思想界最偉大的創見。
當然，早在福樓拜之前，人們就知道愚昧。但是由於知識貧乏和教育不足，
這裡是有差別的。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
可憐的愛瑪，無論是熱戀還是死亡，都跟愚昧結了不解之緣。
愛瑪死後，郝麥跟布爾尼賢的對話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場喪禮上的演說。
最使人驚訝的是福樓拜他自己對愚昧的看法。
他認為科技昌明、社會進步並沒有消滅愚昧，愚昧反而跟隨社會進步一起成長！
福樓拜著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語，一般人常用來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
他把這些流行用語編成一本辭典。我們可以從這本辭典裡領悟到：
『現代化的愚蠢並不是無知，而是對各種思潮生吞活剝。』
福樓拜的獨到之見對末來世界的影響，比弗洛伊德的學說還要深遠。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世界可以沒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
但是不能沒有抗拒各種泛濫思潮的能力。這些洪水般的思潮輸入電腦，
借助於大眾傳播媒介，恐怕會凝聚成一股粉碎獨立思想和個人創見的勢力。
這股勢力足以窒息歐洲文明。
在福樓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後，也就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
另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維也納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寫下了這麼句至理名言：
『現代小說英勇地與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爭，最終被淹沒了。』
Kitsch這個字源於上世紀中之德國。它描述不擇手段去討好大多數的心態和做法。
既然想要討好，當然得確認大家喜歡聽什麼。
然後再把自己放到這個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
Kitsch就是把這種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語言和感情把它喬裝打扮。
甚至連自己都會為這種平庸的思想和感情灑淚。
今天，時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見其輝。
為了討好大眾，引人注目，大眾傳播的『美學』必然要跟Kitsch同流。
在大眾傳媒無所不在的影響下，我們的美感和道德觀慢慢也Kitsch起來了。
現代主義在近代的含義是不墨守成規，反對既定思維模式，絕不媚俗取寵。
今日之現代主義（通俗的用法稱為『新潮』）已經融會於大眾傳媒的洪流之中。
所謂『新潮』就得有意圖地趕時髦，比任何人更賣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維模式。
現代主義套上了媚俗的外衣。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無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規，而且媚俗取寵。
他們是藝術的大敵。正如我強調過的，這種藝術是上帝笑聲的回響。
在這個藝術領域裡沒有人掌握絕對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權利。
這個自由想像的王國是跟現代歐洲文明一起誕生的。當然，這是非常理想化的『歐洲』，
或者說是我們夢想中的歐洲。我們常常背叛這個夢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們凝聚在一起。
這股凝聚力已經超越歐洲地域的界限。
我們都知道，這個寬宏的領域（無論是小說的想象，還是歐洲的實體）是極其脆弱的，
極易夭折的。
那些既不會笑又毫無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視眈眈盯著我們。
在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城市裡，我一再重申小說藝術。
我想，諸位大概已經明白我的苦心。我並不是回避談論大家都認為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歐洲文明內外交困。
歐洲文明的珍貴遺產——獨立思想、個人創見和神聖的隱私生活都受到威脅。
對我來說，個人主義這個歐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說歷史的寶盒裡。
我想把這篇答謝辭歸功於小說的智慧。我不應再饒舌了。我似乎忘記了，
上帝看見我在這兒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講，他正在一邊發笑。
（米蘭．昆德拉）
